有可信文字记载的尧舜时代至春秋，中国治理架构为封建制，而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

您和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贝淡宁：儒家传统一直在学习别的思想，先后受到道家、法家、佛教等学说的影响，现在当然也在学习西方价值观中的合理内容。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法律制度。

所以，问题在于如何用这些合理的等级来应对不合理的等级。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贝淡宁举出了九条理由"为对话体一辩"--比方"对话体"不会长篇大论引用原文、较少用学术术语，有些议题尤其适合"互搏"，观点比较平衡，读者可以选择赞成哪一边。记者：李纯一 进入 贝淡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 。用一些对话会比较好玩，读对话体的哲学会比较好玩。如何培养这样的领导，是儒家一直都关心的问题。

它们也不是福利国家，在法治之外主要是依靠礼来规范社会。中国的价值观更接近于儒家传统。行之数年，物质之学渐明，童蒙皆有常识。

[17](P318)其实，康有为了解中国传统宗教系统中，儒家与佛、道及各地的民间宗教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但他始终对民间信仰持否定态度，没有看到民间宗教对于传播儒家信念的作用。从《经世报》第二卷第五号发布的招生简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孔教大学的大学部设有经科、文科、法科。康有为试图调和儒家教化和现代教育体系之间的矛盾，但在新学堂建立之后，儒家被知识化，被肢解于现代的各种学科之中，特别是经学解体之后，儒家的价值合法性无从保证。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

他指出：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遍于国民、普增知识者，莫如强迫教育。

在康有为的思考中，如果说孔教问题对于他是教化与宗教的纠结，那么科举问题则是知识与信仰的分疏，意味着教育不再单纯是教化的具体化，而是学习知识的重要方面。蔡元培先生有三阶段之说。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严复等人便向参议院和众议院提交了《孔教会请愿书》，指出儒家本来就是中国的国教，他们以现代民主政治的民意的方式来为孔教的法律地位作证明：今日国体共和，以民为主，更不容违反民意，而为专制帝王之所不敢为。他认为，无论是否信神，都可以称为宗教。

设立国教的动机也并非完全基于宗教信仰的理由，而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并希望读经成为现代中国教育系统的核心课程，以维护文化认同。最初，康、梁的确有机会参与此事，甚至被委托起草大学堂章程。金观涛等学者认为，在近代国家观念传入之后，中国人认识到国家为一道德共同体观念是可以和儒家伦理分离的。康有为考虑到再鼓吹君臣之义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局面，因此，对孔教会的宣传内容要有所改变：吾注有《礼运》、《中庸》、《四书》、《春秋》及《礼记》选，可以宣讲，发明升平、太平、大同之义，令人不以君臣道息而疑孔教之不可行。

[10]这种争议很快就呈现在具体的宪法操作之中。在他看来，佛教能传入中国，而孔子之教没有传入印度，不是因为孔子之教不及佛教，关键是传教与不传教的差别。

中国政治、义理、学校、选举皆出于儒，故礼部者实教部也。凡官之学校、教员及图书、土木、会议暨博览会及褒赏学员之事。

在1885年所写的《教学通义》中，他说：礼教伦理立，事物制作备，二者人道所由立也。日本人用汉字宗教一词翻译religion，宗教被理解成有神论。而黄进兴先生则将孔教活动的失败归结为两股主要的势力：一是越发盛行的科学主义。由于康有为试图一揽子解决儒学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一部分人因为他的孔教主张而将其视为拒斥现代政治制度和科学知识的人。正是由于儒家所要造就的是君子，因此，作为儒家制度化的核心内容的科举，所要选拔的便不是专门的管理人才或技术人员，而是一种对于儒家的秩序观念有着深刻的认同的君子。（一）中华民国建立之前的孔教构想康有为思想的早期，在谈到教的时候，他主要是从教化的意义上来使用的。

在《孔教会序》中，康有为主要还是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待孔教的建立。因为注意到教育和教化之间的差别，所以他主张这两者之间不但在词义上要加以分辨，而且在管理制度的设计上也要有所区隔。

这样，曾经作为中国价值观基础的儒家经典被纳入现代的学科体系中，成为众多知识之一，而不再是统领知识的道。他觉得，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下，建立政党不如立孔教会更为有效。

他认为，在学校里废除读经，使学生无以维持身心，激励意志。但是，将儒家之教化看做完全与神道无涉，并不符合实际，儒家传统是兼及人道和神道的复合体系，或者说，包含有现代意义上的信仰和知识。

而中国日言兴学，皆未及二者也，此所以见其弊而不见其利也。在这封信中，康有为所论证的内容是为什么新式学堂的学生必须读经、为什么修身课并不能代替读经课等问题。他的一个设想是将正科与经济岁试合并：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21]《康有为全集》，第八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然而，中国在1840年以来的失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在痛苦中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要是知识上的差距，缺乏应有的人才来应对新的挑战。

进入 干春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学 。在教育体系的设计上，康有为的目的是要建立西方的学校体系，虽然有时会说模仿日本的模式，但其实质也是西方的模式。

[11](P38)他们在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继续坚持信仰自由和确立国教之间并不矛盾，以反驳国教会破坏信仰自由的新政治原则的质疑。故中国当仍奉孔教为国教，有必然者。

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张之洞说：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四）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孔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归之于耶，则不拜祠墓，人心亦不能从也。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孔教会并非单纯是为了建立宗教，而是要通过教会式的力量来发挥其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教育部废弃孔教的做法，则是要让中国失去国家认同的基础。

然而，学校建立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新式学堂中儒家经典该如何安置呢？张之洞主张在大学里设立富有特色的经学科，因为这关系到中国人的信仰的存续问题。而当今世界除亚洲还有孔子与佛、回之外，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崇信基督教，主要是因为欧洲器艺早精，舟车能驰于域外，这样的物质条件导致基督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儒家以人格养成为目的的教育模式与以职业训练和科学研究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体系不同，被认为是导致中国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康有为的教育改革策略与他的孔教会设计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